试论当前高校评价制度与青年教师的生存发展

发布人:cyb发布时间:2017-05-04 08:52:06浏览次数: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讲演中提到了“学者与教师的难以得兼”的问题:“每位受到召唤、有志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肩负的双重重任。即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必须能够做一位好教师;而这两个条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一个人可能是十分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位糟糕透顶的教师。” 当下,高校青年教师在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同时,依然面临诸多学术成长困惑,他们面临的环境是教育管理与评价的物化问题,这套严密的运行逻辑支配着科研与教学活动。这种外化的形式逻辑使教学受到冷落,使学术变得畸形化,“求道”、“求知”之路越走越窄,已难有平和的心态去深耕于书斋,或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很多人走出象牙塔也不再探索国家富强之道,而是寻求职业竞争中的取胜之道。由此,作为追求个人功利的职业知识分子在大学教书与学术研究过程中越发失去了使命感、神圣感与崇高感,并沦为所谓的科研、教学的工具。高校评价制度的行政化与量化使科研注入了过多的形式理性,严重束缚了教学与科研的自由发展。过度向科研倾斜不仅不利于教学与科研的均衡发展,还使教学与科研沦为牟利的工具。科研与教学的沉沦容易使刚刚起步的高校青年教师丧失“传道”的责任感与职业尊严,很容易熄灭他们对未来学术的追求与希望。因此,当代高校必须去除“以科研立校”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性与形式主义问题,并以内在的价值理性重塑学术的自由与尊严。

  一、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多重生存环境

  高校扩招使青年教师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整个高校教师总量中比重占半数以上。根据资料统计,在2009年,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60%以上。可见,高校青年教师“扎堆”现象比较明显,这不仅使他们面临着职称竞聘的压力,而且也不利于学术梯队格局的合理化建设。

  当代青年教师常常以一个弱者形象出场,面对的是种种规训体制及发展瓶颈,他们又在不断复制与传播这种学术成功的路径和逻辑,在间接承认学术评价制度合理性的同时,又在成功突破困境后以强者的身份去强化这种制度的合理性。首先,生活压力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第一道坎。虽然高校教师收入大幅提升,但青年教师工资提升幅度却不大,仍然普遍较低。青年教师的开销较大——赡养老人、还房贷、养孩子,家庭开销已使其捉襟见肘。为此,有些青年教师不得不去校外代课或通过其他兼职等途径来补贴家用。与管理岗位相比,青年教师地位普遍偏低,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各种福利待遇较少,评职称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外出学术交流机会少,福利分房机会少等。其次,科研与教学压力是第二道坎。项目、成果较少的青年教师常被安排大量课程,这越发使他们没有充足的精力去搞科研。年轻人因没有学术资源和行政资源而举步维艰。搞教学的青年教师不但难以获得资金、奖金等支持,在职称晋级上还经常碰壁。与那些以“科研等身”的教授级职工相比,侧重于教学的青年教师俨然成了二等公民,这构成了当前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的“二元论”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水平评价标准开始向西方高校学习,科研评价的重要性从制度层面得以确定下来。为了提高办学层次和水平,很多地方高校强调应该把“教学型大学”提升到“教学研究型大学”层次上来,而实质上却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失衡局面。在加强学科建设、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对教学的投入却相对滞后。教学评价过度关注知识性灌输而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不少学生反映青年教师讲授内容没有深度和广度,难引发求知欲和兴趣。其根源在于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脱离了科研支撑,只能照本宣科。中科院院士林群认为,“从长远、全局看,做科研对教书会带来种种好处。”如果只崇尚科研而鄙视教书育人或者不结合教学而进行科研,那么科研就难以在教书中发挥有益作用,因为高校科研的最终目的是深化科技于人文人才的造就。因此,高等教育不仅应该强调“教学相长”,还应提倡“教研相济”。

  学术界论资排辈与行政化趋向难以使优秀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当前,行政还牢牢控制着学术、经济等与个人利益相关的资源。很多学者不得不依附于行政权威,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自由开放性。高校用人机制缺乏灵活性,难以体现流动性与公平性,既没有“能上能下”,更没有“能进能退”。青年教师难以脱颖而出必然也难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学校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片面重视和发展显性学科和学术成果的短期量化,结果使学科建设存在严重失衡,无法兼顾教学与科研、公共课与专业课、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平衡。因此,科研目标定位缺乏自我意识、办学宗旨不够明确是当前许多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异化

  梁启超先生曾讲过:“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然而,当前高校的学术动力越来越呈现“物化”特征,学术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机制间接激化了学术浮躁与腐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高校制定了科研激励机制,使科研成果和职称评聘、年度业绩考核紧密挂钩。受利益导向机制的驱使,部分青年教师逐渐养成了功利心态。个别青年教师为了评职称或获得科研奖励,在短时期内通过东拼西凑而进行简单重复性学术生产。速成的科研成果不但难以创新,反而制造了一批学术垃圾。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的低端论文制造严重浪费了学术资源,也不利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虽然偏重于物质激励的科研激励机制,其出发点是为了加速学术科研的进步,但其结果却是污染了学术发展的环境。

  以科研成果为准绳的学术评价体制不但加剧了学术腐败之风,也引发了学术市场化的弊端。在利益驱使下,版面费、出版费现象在学术圈内早已“见怪不怪”。由于教学任务重,许多青年教师没有时间和精力专心搞学术,职称低、学历低、非名校等客观因素使他们发表论文更加“雪上加霜”,于是他们成为交纳版面费、出版费的或难发职评硬件“核心期刊”、一级刊物的主要对象。为学术而学术成为少数学者的志业,名利学术日益盛行。科研的功利化和形式化同样是一种学术腐败,这类学术腐败严重误导了青年教师的学术价值取向。不但把学术看成是生存之道,甚至还看成是“成名成才”之道,持这类想法的人其学术纯洁性和道德责任感值得怀疑。高强度、重压力的科研管理和激励机制不但未能变压力为动力,反而使一些青年教师滑入学术不端的深渊。学术浮躁环境与科研激励的结合转化为学术恶性竞争,过度量化、功利化的评价体系催生了学术泡沫。各种非学术规则的盛行严重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和神圣感,学术道德感的缺失与学术腐败、学术环境恶化相伴而生。

  以科研为主导的评价体系和办学思路不利于高校整体与长远的发展。科研与教学在评价结构上的不合理难以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据有关媒体报道,“超六成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做课题比给学生上课重要”。异化的评价方式使教师片面追求科研业绩而无暇把心思全面用在教学上。科研激励机制片面强调“以论文论英雄”,缺乏全方位考核。“超七成的高校青年教师认为,学术不端系评价制度驱使。”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容易使高校脱离自身特色而形成发展定位不准的局面。学校发展本应该坚持“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一味地按外部评价体系来行事无异于“作茧自缚”。

  在利益科研评价体系的重压下,许多年轻学者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只看有形的科研成果而忽视无形的学术积累过程。如果高校和学者不能真正形成学术自觉、自我意识,没有学术反思能力,那么改变学术道德观念淡薄的思维定势将遥遥无期。虽然秉持学术操守和学术道德本是一个学者的使命和底线,但深受工具理性和系统规范制约的许多学者却遗失了学术道德伦理。因此,严格抵制各种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不仅需要正能量评价制度的发挥,而且还要从学术价值观上下工夫

三、制度性变革与青年教师的学术自由发展

  根除学术腐败之风不能仅靠奖惩机制的引导,而是要创建自由竞争的学术环境。高校领导层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对原有的科研与教学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使学校与教师之间形成良好的平等合作关系。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使青年教师处理好科研、教学、生活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并真正静下心来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一)教师考核评价不能搞“一刀切”,必须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教学与科研评价体系。首先,在考核标准上要体现差异化和个性化特色。行政和后勤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应以行政业绩和日常工作表现为主,而不应该只拿论文等来评定。其次,学术水准的衡量不能仅看论文数量,而应该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逐步试行“代表作制”评价机制。第三,岗位年度考核和职称晋升应采用多元化的综合性手段,教师既可以选择以科研考核为主,也可以选择以教学为主,还可以在科研与教学间实行折中考核办法。第四,实施长效考核机制,把日常考核与长时段考核相结合。日常考核属于隐性考核,能够对师德和学术道德自觉意识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学术正气不仅有赖于科研管理制度的变革,更有赖于日常科研环境的改善与学术道德的养成。彻底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还须敢于推行长效考核机制。这既是遵守科研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学人科研能力的信任和学术人格的尊重。总之,考核机制变革就是要为青年教师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真正通过制度的弹性化来更好地为高校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高校管理者要体察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通过各种途径为他们提供宽松条件。首先,高校领导和老教师要多关心和帮助青年教师,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体面。要“搭建融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5],以缓和并消除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在科研与教学方面,老教师与青年教师“结对子”帮扶和指导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准,青年教师可以组成科研教学互助小组,定期举办研讨交流会,这既可以活跃学术氛围还可以使青年教师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其次,制定合理的人才发展规划。统筹推进人才引进、配置与后备人才培养制度建设,要舍得花时间和经费培养和储备人才。制定和实施优秀青年人才资助和培养规划,本校人才队伍结构布局才会更加合理,才更能使教师队伍充满后劲和活力。要根据学科特点、青年教师的个性特点与能力选拔和运用人才,把人才特长同岗位特点结合以形成“人尽其才”的合理分工。韦伯曾讲过,在德国“重头课都留给正教授,讲师则开次要课程。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做研究”。这对于高校处理新老教师课程安排比例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实行校内教授委员会与校外同行专家相结合的匿名评审制度以保证学术评审程序与结果的公正性。

  (三)激发学术兴趣,重塑学术信仰,使教学与科研真正统一起来。首先,青年教师应增强个人学术修养,自觉开发个人学术潜力和自治能力。少抱怨,多积极寻求与学校教育委员会合作,不断增强个体的学术问题意识和学术兴趣爱好;多在学习、备课、讲课过程中自觉地肩负起科研神圣使命,自觉把最新的学术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之中,这种结合能够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次,应通过努力整治学术环境来重塑学术神圣感,使青年教师真正以热爱学术为业,而不仅仅把学术看成是谋生、晋职的唯一手段。取消过度物质化的奖励措施,逐渐改成以精神性奖励为主、物质性奖励为辅。提高教师基本待遇,适当奖励突出贡献者。以此减轻青年教师的生活压力,使其专心科研与教学。在资金投入上重点支持教改型课题的研究,从而使科研为教学服务。学校多为青年学者提供访学、交流、调研等机会,以利于其学术积累。变“外部约束”为“内部激发”,激发青年教师的学术热情、信心与兴趣。

  四、改革、精神与批判的声音

  高校青年教师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考核制度的偏颇及高校办学思路、发展目标独立性的缺失。片面强调论文与职称挂钩考评制度除了能给青年教师带来压力外,能否真正起到促进科研与教学发展值得商榷。任何理性化的制度都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积极效果,也会有负面的异化效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量化管理制度引介了西方“结构功能主义”管理理论和“三论”模型,其理性化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科学化水平,但另一方面却有失人文性和多元性。徐纪霖认为,学术制度化有一个前提预设即“人性恶”,把人对学术的兴趣和动力外在化。“一刀切”表面上显示了制度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却在制约学术懒人的时候也抑制了有志于学术的人。虽然苛刻的教育评价制度符合理性化的科学原则,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形式理性对实质理性、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权利的侵袭与替代。教育考评制度如“丛林法则”,用各种指标体现效率优先原则让强者通吃,不给弱势青年知识分子或弱势学科发展空间。然而,科研不等同于学术,学术与科研相比更具有人文性和自由个性,至于工具性和功利性则是附属的东西。因此,如何在高校青年教师培养上把科学性同人文性、科研化与教学化结合起来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时代性难题。这不但有赖于学术界的自我反省与规范,也有赖于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让学术真正回归学术,使教学真正回归教学,这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高校教师的热切希望。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谴责不公正现象,不论它发生在何种领域”,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是最有朝气和批判力的人。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不但知识分子对时事的批判少了,就连以往的学术商榷与批判也很难再觅踪迹。没有象牙塔内的学术交锋与论战,哪能激荡出思想的火花?遗憾的是,在学术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声音与学术的争鸣却少了。批判时事并不意味着介入政治漩涡,而是匡扶正义并提出资政因应之道,这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之言。在当今青年知识分子理应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北宋大儒张载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被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奉为座右铭,无论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如何都有一批敢于直言进谏的人,都有一批勇于探索真理的人。中国古代有“通三统”之说,学统、道统与政统是统一的。中国文化从来都不主张个体性与社会性、道德性与真理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分裂。批判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建构是知识分子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使命。批判也是一种建构,这种统一是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是道德与真理在个体生命中的精神升华。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越来越大众化,其传统的社会精英光环也逐渐变得黯淡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求索的道路上应有书斋知识分子的精耕细作,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经邦济世。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应有所作为。